核心提示:一边是世俗和父母的步步紧逼，一边是艾滋病的惘惘威胁。中国近3000万的同性恋者何去何从？ 这一群体在社会和文化上处于边缘，但站在艾滋病防治的角度，容不得我们对任何一个角落保持有意或无意的忽视。

深圳阿梅和阿光的故事是一个现实版的《喜宴》。他们，一个是“男同”，一个是“拉拉”(指女同性恋)，正式登记结婚，但平时分居，各有自己的同性爱人。阿梅怀上了阿光的孩子，一个特殊的三口之家即将诞生。

这种被称为“互助婚姻”的家庭，据圈内人士保守估计全国已超过500个。在中国同性恋婚姻尚难合法化的当下，“互助婚姻”被认为是“以婚姻为伪装，获得爱的自由”，还有利于建立“一对一”的伴侣模式，减少因多性伴带来的艾滋传播风险。

比起电影《断背山》里一个被打死、一个孤老终生的悲剧，这样的婚姻找到了一个和世俗“暂处”的方式，然而这始终不是真正的“喜宴”。“互助婚姻”在冲击中国传统家庭模式之余，带来了更多道德和现实的拷问。

 

《南方日报》记者 陈枫发自广州 (南方日报供腾讯新闻专稿，转载请注明)

 

《喜宴》真实版

 

望着父母鬓角的白发，阿梅决定在网上发布“征婚启事”

 

在区民政局领证时，两人的眼角都有些湿润

 

婚宴上阿梅拼命喝得烂醉，终于逃过了“闹洞房”的尴尬

 

冬天来了，阿梅这两天口干，老想吐。

她怀孕4个月了，是跟丈夫阿光借的种。

这是一对让外人羡慕的婚姻：男女双方都是高学历，都是白领，30岁出头就有房有车。两人的性情也好，阿光是出了名的细心体贴。

只是朋友们不知道，他们平时一个住在城里，一个住在郊区。阿光有一个男朋友阿熊，煮一手好菜，两个人拍拖已经好几年了，住在城里。而阿梅的情路比较坎坷，现在还在追逐着她的同性爱情。只有当亲友来时，这“两口子”才临时住在一起“应付检查”。

“目前合作愉快，我希望和他们是一生一世的朋友。”阿梅是一个聪慧的女子，14岁时发现自己喜欢上班里一个学习很优秀的女生，于是就发奋读书，追着她从重点中学念到北京名校，但最后那个女生出国了。阿梅只身南下，追求新的生活。

一次次顶住父母的“逼婚令”，但奶奶临终前的一句“看不到你成亲我闭不上眼”，让阿梅心里满是愧疚。望着父母鬓角的白发，她在网上发布了“征婚启事”。

经过QQ上的几次筛选，她选择了斯文、高学历的阿光。此前一次圈内饭局，阿光和阿熊的温馨小家给她留下很好的印象。她一直强调，“互助婚姻”最重要的是对方的人品。

去年初，他们登记了，派喜糖了。阿光单位的领导高兴地说：这个老大难青年总算解决了。在区民政局领证时，两人的眼角都有些湿润。

新婚时，阿梅兴奋地在博客写道：“我们是一群有想象力和创造力、实践力的年轻人。当我们在外人面前一派恩爱模范夫妻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得意：看看你们，又被我们两个给骗了吧，嘻嘻！”

但婚姻毕竟不止是一场婚礼，更多的是“啰唆的责任”。在朋友面前，阿光会细心地给她盖被子。回阿光老家摆酒时，阿梅不顾新娘形象，拼命喝得烂醉，终于逃过了“闹洞房”的尴尬。

去年阿光母亲去世时，她陪着他回家奔丧。看着老人安详的遗容，她写道：“愿她老人家一路走好！我们的‘婚姻’对进入暮年的她来说，多少是不小的安慰……我们选择‘形式婚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父母，既然这样，那就善始善终吧。”

父母、孝道，这些价值深深植入每个中国人的生活，不管是什么群体，什么性取向。

生小孩的问题紧逼而来。除了父母的要求，阿梅一直也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孩子。这其实也是很多同性恋者的梦想，有的人走领养孤儿的路子，她的一对“拉拉”好友则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生下一个活泼可爱的宝宝，现在都上幼儿园了。

她决定跟阿光“借种”。阿光也有要孩子的需求。两个人都是高学历，基因应该不错。

这个愿望实现了。现在阿梅怀着孩子，还不时出差。她是一个独立的女人，以后就算自己养孩子也可以。最近朋友说，阿光也计划在她的小区里买多一套房子。也许，两家人会住得更近，可以更好地照顾他们共同的孩子。

朋友说，这简直就是中国版的《喜宴》。

在名扬四海的《断背山》之前，李安早就导演了这出他最擅长的东西方伦理冲突：一个台湾青年伟同与美国男友同居在曼哈顿，为了给父母交差，他与一名上海女移民葳葳协议假结婚：葳葳得到绿卡，二老得到安慰，他俩得到安宁。两老远赴纽约主婚，喜宴热闹非凡。不料，一对新人闹洞房时“擦枪走火”，假戏真做。葳葳怀孕了，三个年轻人大吵，父亲发病入院，伟同在病房外忍不住向母亲“出柜”(公开自己性取向)，谁都不知道老爷子听得懂英文……

故事的最后，李安以他气定神闲的“平衡”，贡献了一个中西合璧的“大团圆”：父亲默许了，葳葳决定留下孩子，三个人共同承担。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性的慢镜头：年迈的父母在晦暗的通道里远去，在三位小辈眼含热泪的注目下，戎马半生的老人在机场安检口高举双手。古老的父权和习见，在现代的情境下“投降”了。

由于采访的艰难，我们无法得知新生命的到来，会不会也导致阿光与男友关于“忠诚”问题的激烈争辩，如果有，会不会也像《喜宴》那样最终得到“平衡”。

但对于阿梅来说，他们三人的未来，孩子的未来，一切才刚刚开始。

 

惨烈的对峙

 

同性恋一度被视为“变态”、“疯淫”，备受歧视

 

据估算，约有八成同性恋者，不堪重负，最后被迫与异性结婚

 

由于婚外高危性行为，男同结婚后可能把HIV传播给无辜的妻子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对于阿梅的选择，李银河给了这样的评价。

这位近年因“出位”性学言论屡屡刺激国人神经的女学者，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和她的丈夫王小波一起，最早在国内开展同性恋亚文化研究。那时候，同性恋还潜藏在社会的冰山底下，有时只能到公厕、公园等“渔场”秘密行动。北京天安门广场东西两边的公厕在圈内最为著名，王小波据此还写出了著名小说《东宫西宫》。

持续多年的关注和同情，让李银河深明这个群体的艰辛与苦难。

国际公认的调查结果认为，男同性恋者(含男双性恋者)占成年男性的百分率通常是2%-5%。而根据著名同性恋研究专家、青岛大学医学院张北川教授2002年的估测，中国有男同接近2000万，女同一般是男性的1/2，男女累计近3000万。

尽管中国古代已有“龙阳”、“断袖”的传说，乃至明清有“士大夫养相公”的癖好，但同性恋始终处于中国主流文化之外，被视为“变态”、“疯淫”。而且上世纪80年代国外“同性恋感染艾滋病”的事例，更让这一人群备受歧视。

而客观上，由于难以像异性恋者那样有婚姻保障和社会祝福，令同性恋群体存在多性伴、少戴安全套等现象。根据最近调查，深圳娱乐场所三成男同的性伴侣超过10个。再加上肛交这一特殊性交方式容易造成破损，导致男同的艾滋病感染率较高，目前广州等地的抽样检测阳性率约为2%，而国内个别地区针对MB(Money boy，指向同性提供商业性服务的男同)的调查检出感染率更超过10%，触目惊心。

而同时，在强大的世俗压力下，据估算，约有八成同性恋者最后被迫与异性结婚。“只要结了婚，就不再有人怀疑你。”

不少中年同性恋者坦承，为了排遣内心的痛苦和寂寞，结婚后他们会时不时到“渔场”或者同性恋网站交友。有些还像电影《断背山》里的两个男主角杰克和安尼斯一样，定期悄悄和昔日“爱人”聚会。在这漫长的生涯中，不仅自己备受道德和精神上的折磨，他们各自的妻子儿女也受到巨大的伤害。

 

“为什么都关注同性恋者，而不关注一下我们做妻子的痛苦？”此前广州媒体有关“同志”的报道引起了很多讨论，有位读者张女士就曾打电话向本报记者哭诉。她是在和丈夫结婚后才发现丈夫是同性恋的，十几年来，多次的争吵和承诺始终无济于事，她还是发现丈夫在外面有男性伴侣，而且经常更换。“有时我真想拿把刀子把他杀了。我想离婚，但又怕伤害到孩子！”

“这种婚姻对夫妻两方来说，实际上就是地狱。”张北川感叹说。

他知道最残忍的例子，发生在北方某城市。一个男同性恋者结婚了，等到妻子怀孕后，他就再不和妻子发生性关系，因为他本身就对女性没性趣。但是他内心又很愧疚，就在家里“当牛做马”来补偿妻子，周围邻居都看在眼里，觉得他是个好丈夫。但妻子非常恨他，先去找了情人，丈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后来妻子背着他把房子卖了，和情人私奔。私奔当夜，妻子趁他睡着给他被子上浇上了煤油，男的被严重烧伤。结果公安局来调查，邻居全部作证说男的很好，女的太没良心了。朋友去医院看他，这位丈夫哭着说：“我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让我是这么个人，还结了婚。”

   令张北川忧心的还有，由于存在婚外高危性行为，男同结婚后可能把艾滋病传播给无辜的妻子，成为艾滋病传播的“桥梁人群”。

事实上，他已见过十几个这样不幸的家庭。

 

互助突围

 

国内“互助婚姻”是1999年最早由南京的金先生提出来的

 

据保守估计，全国已有500多对这样的先行者

 

“形式婚姻交友网友”遍布深穗佛汕等地，以男同为主

 

为了不再重复这样的悲剧，“互助婚姻”就应运而生了。

在圈内人士的指引下，记者登录了好几个“形式婚姻交友网”。就广东网友而言，遍布深圳、广州、佛山、汕头各地，动辄几百人，多是“70后”一代，以男同为主。上面不仅有详细的个人条件、交友要求，有的甚至配上照片。

据了解，在国内最早提出“互助婚姻”这个概念的是南京金先生。金先生1999年从国外回来的时候，面对家人催促结婚的要求，想到在国外同志圈中流行的男女结伴情况，于是请求张北川教授在其编辑的《朋友通信》上发布了一条消息，希望寻求能够适合条件的“拉拉”结成家庭。

“他们只是借助婚姻这种形式作壳，来抵挡家庭和社会对其婚姻方面的要求。”根据圈内人士保守估计，全国已有500多对先行者。目前的模式有紧密型、松散型、半松散型。紧密型像正常夫妻一样，住在一个屋檐下，但可以带各自的伴侣回家；半松散型基本上是一人有一套房子，彼此定期同住几天，过年过节正常回家。很多年轻人提倡的是松散型，各自过各自的生活，逢年过节或者家里有事需要出现时，双方才一起共同露面，平常保持朋友或者协议的关系。

对于这种“互助婚姻”的道德争议，阿梅曾有过酣畅淋漓的“宣言”：

“客观地讲，我们这样做当然是非常不诚实，肯定不诚实，首先就是欺骗了国家婚姻法，欺骗了民政局。然后我们也欺骗了我们的父母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老师……

主观地讲，我们这种欺骗是善意的。我选择合作婚姻主要就是为了我父母亲，其他那些理由只是微不足道的。我承认合作婚姻只是一种妥协，相对两全其美的妥协，好过和异性恋者结婚去害人家，也好过‘出柜’气死我家老头老太太。我是准备等父母离开后对我哥‘出柜’的。

我可能天生有小混混的特质，就觉得我们这样和主流社会‘斗智斗勇’，挺考验我们同志的智慧的。窃以为只有那些有勇有谋的同志，勇于开拓和实践的同志，那些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同志们才能于夹缝中求生存，美美地过上一辈子。”

但孩子的出生给这种“完美”的模式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接受采访的同性恋圈内外人士表达了另一种担忧：孩子出生后，这种特殊的家庭会不会给孩子的成长产生不利影响？“你是不是有两个爸爸两个妈妈”这样的问题孩子怎么回答？成年人或许能顶得住世俗的压力，但当这种压力甚至是歧视施加在孩子身上时，是可怕的。

“如果只顾自己的选择，对孩子来说是自私的。”这样的声音在本报关于“艾滋妈妈”生子的报道中也突出存在。确实，这不单是技术问题，也必须面临伦理的多重拷问。

 

和解，还是未解决

 

互助婚姻并非同性恋者的理想天堂，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

 

它比传统的与异性结婚更“人道”，但无法取代人性的彻底解放

 

越来越多的“80后”“90后”同性恋者选择更坦荡的方式

“互助婚姻”是否找到了一种与社会和解的方式，甚至是解决的方式？

“其实要寻找到合适的对象，并不容易。”某“形婚网”主管坦言，为了让父母满意，双方在外形、学历、工作、地区、性情等方面要“门当户对”。而且为了减少今后麻烦，对双方的人品也需要一个熟悉信任的过程。

“互助婚姻并非同性恋者的理想天堂，也不是他们每一个都适合的选择”。“过来人”林先生是某大公司的部门经理，找了一位在银行工作的“拉拉”结婚。“忽然发现，结婚只是一个开头，并不是结尾，还要继续上演父母上门、要不要小孩、父母养老等系列剧。当婚姻由一纸形式滑向家庭实质的时候，而我们的表演也要越来越用心，压力也将会越来越大，似乎只有离婚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了。”

包括李银河在内的学者认为，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在同性恋婚姻没有合法化的前提下，它比传统的与异性结婚更加“人道”，但无法取代人性的彻底解放。

在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晚上，李银河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专访时说，尽管前段时间面临“封口”的压力，但她“必须说话的时候仍会说话”，仍会坚持为同性恋婚姻合法化鼓呼，呼吁社会解除歧视。

而事实上，有越来越多的“80后”“90后”同性恋者选择了一条更加坦荡的方式。

“我从初中就知道自己是同性恋！高中就和男友在一起了。”20岁的“广州仔”小藤斯文白净，是广州某著名高校的大二学生。其谈吐坦率、阳光，让记者都有些吃惊。

他说，确认自己是天生的同性恋者时也有一个艰难挣扎的“黑暗期”，但后来通过网络，知道同性恋不是一种病态，就慢慢接受了。现在母亲和身边的朋友都知道了他的性取向，他觉得没必要隐瞒。同宿舍的同学也跟他相处如常。

“我们也许等不到同性婚姻合法的那一天，但没有必要去走‘互助婚姻’的道路，这样太累了。”小藤说。大他4岁的男友阿文是广州某高校的医学生，今年刚毕业，潮汕老家的母亲就不停来电催他找女友结婚了，相当烦恼。但阿文说，尽管父母难以接受，但他仍会在合适的时候“出柜”。

小藤身边的朋友也支持这种坦然。小藤觉得，随着社会观念变化，年轻一代对同性恋的看法已经相当开放，很多异性恋朋友也表示理解，就像对待左撇子一样，没必要强行去“矫正”。

小藤坦然的背后，是一种自觉的安全意识。他说现在总是随身带着安全套，“就像开车，并不是什么时候都会撞车，但你总要系上安全带。”

无论是阿梅、阿光还是阿藤，他们都在不停地求解，寻找一个跟社会更“舒服”的相处方式。

无论如何，面对他们和社会的共同“敌人”——艾滋病，这种求解总是积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