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治黄史几多英雄情

　　靳怀堾／撰文

　　翻开中华文明史，你会发现，

　　黄河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里面写满了中华民族的光荣与梦想，

　　也写满了中华民族与黄河泛滥抗争的智勇与悲壮！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条河流像黄河这样，

　　既滋养哺育一个民族，又暴虐祸害一个民族。

　　中华民族对于黄河，是爱悠悠，恨亦悠悠

　　——这种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

　　就是流淌在华夏儿女血液中的“黄河情结”。

　　历史上由于黄河洪灾频发，人民灾难深重，于是人们在黄河边多处铸有镇河铁犀，以祈求神灵保佑。尽管如此，却仍难改变黄河下游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厄运。1946年人民治理黄河开始后，至今60余年岁岁安澜。位于黄河花园口的镇河铁犀，见证了这一沧桑巨变。董保华／摄影

　　在东方的中国，面对“浩浩滔天”的洪水，华夏民族的祖先没有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而是凝聚自身的智慧和力量，与大洪水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

　　黄河的暴虐，与她流经黄土高原，泥沙含量过高有关。古人很早就凭直觉体会到河浊：“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近现代以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先进的测量仪器给出了黄河含沙量（输沙量）的精确数据：黄河多年平均含沙量为37.7千克每立方米，最高含沙量达920千克每立方米（1977年）；最大年输沙量39.1亿吨（1933年），平均年输沙量约16亿吨——如果把16亿吨泥沙堆成1米见方的土墙，其长度可以绕地球赤道27圈。

　　因为有太多泥沙的涌入和缠绊，黄河出邙山进入下游平原后，步履愈加沉重，脾气愈加暴躁——不但“善淤，善决，善徙”，而且每年都有状况，春有桃汛，夏有伏汛，秋有秋汛，冬有凌汛。一河怒水，动辄决溢，防不胜防。

　　文献记载，自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的2540年中，黄河下游共决溢1590次，较大的决口和改道26次，重大决口和改道7次。在黄河排山倒海的咆哮声中，北到天津，南到江淮，在纵横25万平方公里的黄淮海大平原上，到处留下了黄河挟带泥沙奔腾激荡的足迹。浊流滚滚，淹没无数，过往的繁荣与美盛，尽被埋葬在茫茫黄沙之下。　                                

　　黄河九曲十八弯，绵延数千里。“九曲”是指流经的9个省（自治区），而这些省（自治区）又因其中的各个渡口而闻名。这些渡口包括扎陵湖渡口、黄河沿渡口、拉加寺渡口、尕马羊曲渡口、贵南县渡口、拉干峡渡口、拉乙亥渡口、查纳渡口、龙羊峡渡口、贵德黄河渡口、贺尔加渡口、阿什贡黄河渡口、康家寨渡口、循化古渡、古什群峡渡口、伊麻目渡口、盐泉渡口、官亭黄河渡口等。从古至今，每一个渡口都是历朝历代防汛的重点。缪宜江／摄影

　　九曲黄河，流淌着中华民族一个深沉的梦想：黄河宁，天下平！

　　距今四千年前的尧舜时代，华夏的核心区域中国（原）一带“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尚书·尧典》）。汹涌的洪水淹没了平原，包围了丘陵和山岗，吞噬了人们的田地和房屋。大水经年不退，农耕生产无法进行，人们被迫跑到高山丘陵中栖身，无奈地回到了采集渔猎时代。

　　关于大洪水降临人间的缘由及人类在洪水中再生的故事，西方的神话传说是：上帝看到人类罪孽深重，便荡起滔天洪水毁灭之，只有好人诺亚一家得到了上帝的眷顾。上帝指示诺亚建造了一艘巨大“方舟”，载着一家老小及陆地上的各类飞禽走兽（洁净的各七对，不洁净的各一对）躲过了灭顶之灾。“方舟”最后停靠在亚拉腊山上，诺亚放出鸽子探视水情。鸽子衔来一片鲜嫩的橄榄叶，传递出洪水退去、大地回春的消息。诺亚一家走出“方舟”，成为人类新生的始祖。

　　但是在东方的中国，面对“浩浩滔天”的洪水，华夏民族的祖先没有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而是凝聚自身的智慧和力量，与大洪水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

　　面对肆虐的洪水，身为上古时期部落联盟首领的唐尧焦虑万分。他主持召开了部落联盟会议，紧急商讨治水大计。四方部落的首领众口一词：“善治水者，非鲧莫属！”

　　大禹治水不仅治理了黄河的泛滥，更是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起到重要作用。在治水过程中，大禹依靠艰苦奋斗、因势利导、科学治水、以人为本的理念，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取得了治水的成功，后世有很多关于大禹治水的艺术作品，并由此形成以公而忘私、民族至上、民为邦本、科学创新等为内涵的大禹治水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和象征，至今仍然影响着大家。

　　大禹

　　聪明的禹吸取了父亲鲧治水失败的教训，改弦更张，以水为师，按照“水往低处流”的自然规律，采用疏导的办法，实际上是疏堵结合，以疏为主。

　　鲧为何人？乃素有治水传统的夏部落的首领。

　　临危受命的鲧不敢怠慢，采取“障”“堵”之法，带领民众筑堤打埝，直至“作三仞之城”，把人们聚居的地方围护起来，欲拒洪水于家门之外。但事与愿违，堵此决彼，洪水非但没被治住，反而越闹越大。鲧因治水失败而被尧的继任者舜殛于羽山——死时他还在思考：为何使出了吃奶的劲儿，“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

　　鲧死了之后，他的儿子禹成了新的治水领袖——这并非意气风发的“子承父业”，而是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悲壮之举。

　　面对汹汹洪水，忍着父亲鲧为治水而死的悲怆，面对整个部族生死存亡的危机，年轻的禹有过犹豫和彷徨。他有足够的理由拒绝这份差事，少不更事便是个很好的借口。不过，他最终选择了“担当”，义无反顾地把装满艰险、困苦和挑战的千斤重担放在了自己稚嫩的肩上，踏上了漫漫的治水征程。

　　“禹之决渎也，因水以为师。”聪明的禹吸取了父亲鲧治水失败的教训，改弦更张，以水为师，按照“水往低处流”的自然规律，采用疏导的办法（实际上是疏堵结合，以疏为主），“高高下下，疏川导滞”—— “（禹）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华阴，东至于砥柱……”一路风雨兼程，走过万水千山，历尽千辛万苦。

　　相传大禹从积石山疏导黄河一路来到龙门，见河水被大山挡住了去路，便挥动神斧凿开龙门，把滚滚河水导引下去。人们感念大禹的功绩，又称龙门为“禹门口”……又到砥柱，劈开阻水的巨石，“人、鬼、神”三门横空出世……

　　“（禹）又北过洚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大禹带领民众疏通了大陆泽（今河北邢台境）以下的黄河尾闾，办法是将其“分播为九”（《尔雅·释水》，称“九河”，分别是指徒骇、太史、马颊、覆釜、胡苏、钩盘、鬲津、简、絜。也有学者说“九”为虚数，代表多，并非确指九条河，使洪水通过多条道路排入大海。

　　为了治水，禹长年在外奔波劳碌，无暇成家，直到30岁，才“娶于涂山”，结婚仅4天，便又踏上治水的征程。在外治水13年，“沐甚雨，栉疾风”，“身体偏枯，手足胼胝”，“三过家门而不入”。一次，禹路过家门口时，听到儿子启“呱呱而泣”。此时，他是多么想停下脚步，抚慰一下妻儿，哪怕说上几句问候的话也好，但沉甸甸的使命又让他狠下心肠移步离去。我相信，禹转身离开的那一刻，眼眶中一定噙满了泪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成为传颂千古的佳话，至今黄口小儿都知晓这个故事。

　　不舍昼夜的黄河，奔涌着大禹治水的伟大功绩和崇高精神，回荡着中华民族搏风击浪的生命主体风格！

　　汉武帝刘彻（上图塑像）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不但在维护国家政权上有很大贡献，更在水利发展上作为明显，尤其是着力治理黄河，使其几十年不再为患。由于武帝的重视，各地的水利事业也有比较大的发展，关中地区的漕渠、龙首渠、六辅渠和白渠等著名水利工程对促进农业生产都起了重要作用。

　　刘彻

　　汉武帝刘彻指挥数万大军鏖战瓠子并最终堵口成功。据后人研究考证，瓠子塞河采用的是平堵之法，即以木、竹为桩，自河底逐层填充柴草、石块和泥土，层层夯筑，直至高出水面截住水流。

　　从周代起，人们希望利用黄河冲积平原的肥田沃土，便在黄河下游筑堤束水。何以知之？周厉王时，广为流传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话和春秋早期齐桓公与诸侯会盟时制订的“毋曲防”盟约就是明证。战国时期，黄河两岸堤防逐渐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筑堤挡水为人类开辟了新的广阔的生存空间，同时也造成了对水道的约束，泥沙淤积日甚，“悬河”耸起，如同挂在两岸生灵头上的“利剑”。

　　西汉时，黄河泛滥决口的次数骤增。汉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河决瓠子（今河南濮阳市西南），向东南冲出一条新河，过巨野泽，夺泗入淮。汉武帝闻讯后，急令手下能臣汲黯、郑当时统兵十万，鏖战瓠子，但决口堵而复决，功败垂成。当时，权臣田蚡（汉武帝的舅舅，封武安侯，官至丞相）食邑的鄃（在今山东省夏津县东北一带）位于河之北岸，大河南泛，正好消除了北岸潜在的危险。

　　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田蚡祭出所谓的“天命论”，说什么“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强塞，强塞之未必应天”。他还串通一些“望气用数者”（指方士和观阴阳风水一类人）来帮腔，对汉武帝游说了一番。汉武帝相信了他们的鬼话，“久不复塞”，听任河水泛滥。于是，黄流狂泻，势如卷席，很快在东南冲出一条新河，再由巨野泽涌出，夺泗入淮，横扫黄河以南的梁、楚16郡，奔突横流23年之久。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三月，志得意满的汉武帝率文武百官与护驾军队浩浩荡荡地东巡封禅，当东巡队伍抵达今豫东、鲁西南一带时，闯入眼帘的是浊流滔滔、哀鸿遍野的惨状——“是时，山东被河灾，乃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汉书·食货志》）。面对黄泛区的满目疮痍，汉武帝幡然醒悟，下定了堵塞决口、使大河复归故道的决心。很快，诏令来了：命汲仁（汲黯的胞弟）、郭昌组织数万军民进行瓠子堵口会战。

　　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春，天气干旱少雨，黄河水少，为堵口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数万大军云集瓠子，一场规模空前的堵口战役轰轰烈烈地打响了。瓠子塞河，一是堵塞黄河南岸决口，二是导河北行以杀其水势，既防又宣，堵疏结合。据后人研究考证，瓠子塞河采用的是平堵之法，即以木、竹为桩，自河底逐层填充柴草、石块和泥土，层层夯筑，直至高出水面截住水流。

　　正当堵口大战正酣的时候，汉武帝率文武百官来了。为了表示虔诚和堵口的决心，汉武帝亲临决口处，沉白马、玉璧祭祀河神，祈求河伯保佑堵口成功。他还命令扈从的文武官员，自将军以下都要搬运柴草参加堵口劳动。天子临河，群情激奋，众志成城，移山倒海。决口终

　　于合龙了。武帝好不得意，一面命人在堵口堤上筑了一座宣房宫以示纪念，一面慷慨赋诗，吟得《瓠子歌》二首，第一首记述了黄河水患的猖獗，第二首描绘了堵口的壮烈场面。

　　瓠子堵口的壮举，让亲自参加堵口劳动的太史公司马迁受到极大震撼，他“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用如椽的巨笔为后世描绘出自大禹至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间中华水利的壮丽画卷。《史记·河渠书》成为我国第一部水利通史，树立了官修正史记述河渠水利的典范，也使水利事成为“历史中事”，水利人成为“历史中人”。

　　贾让

　　贾让对前代治河的得失有过深入研究，同时到黄河下游进行过调查分析。他提出的上策滞洪改道、中策开渠分流、下策严守旧堤被后世誉为“贾让三策”，其蕴含的深邃思想光芒一直照耀着后世的治河之路，尤其是“不与水争地”等理念，今天看来仍是振聋发聩。

　　西汉中后期以后，黄河的水患愈演愈烈。西汉后期的50年内，平均每隔7年就要决溢一次。面对危局，朝廷要求地方官推荐能治河者。汉哀帝初年（公元前6—公元前5年），贾让奉诏向朝廷上书提出了三种治河方案，史称“贾让三策”。上策是滞洪改道，即“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此方案虽然要付出重大代价，如“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但可以“河定民安，千载无患”。中策是开渠分流，即“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达到分洪、灌溉和发展航运等综合目的。此方案虽不能一劳永逸，但可以“富国安民，兴利除害”，并维持数百年。下策是严守旧堤，即“缮完故堤，增卑倍薄”。此方案虽然经年累月“劳费无已”，仍免不了“数逢其害”，为最下策。

　　贾让其人，生平不详。观其为文，应是一位学识渊博、深谙水利之道的学者，而且上书前，他对前代治河的得失有过深入研究，同时到黄河下游进行过调查分析。得感谢东汉史学家班固，是他慧眼识珠，把贾让这篇中国最早的、较为系统论述治河的宏文（千余字）完整地记入《汉书·沟洫志》。贾让的建议虽然没有付诸实践，但其蕴含的深邃思想光芒一直照耀着后世的治河之路，尤其是“不与水争地”等理念，今天看来仍是振聋发聩。

　　西汉末年，黄河先后在魏郡（治邺县，今河北临漳西南）以东屡屡决溢。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夏的一天，闷热如蒸笼的新朝皇宫内掠过一股寒流。原来，文武百官听到了黄河在魏郡元城（治今河北大名县城东北）决口的噩耗，但他们的“主子”王莽却对此表情木然。

　　王莽当然知道黄河决口的严重后果，不过眼下他却忙着清除异己，忙着“托古改制”，忙着镇压农民起义，焦头烂额，哪里顾得上堵塞决口呢？还有，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他家的祖坟在元城黄河以北，河决南岸，祖宗的“阴宅”无忧矣；祖宗在地下安息，就会保佑他的大新王朝江山永固、千秋万代。想到这些，王莽稳住了心神，拿定了主意。于是黄河决口实乃天意，只好顺其自然了。

　　自王莽摄政到新朝灭亡的20年间，水旱灾害和一道道托古改制铺天盖地地向百姓头上压来，数以万计的流民啼饥号寒，挣扎在死亡线上。“草根”们无路可走，只得效法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尤以绿林军和赤眉军最盛。起义军就像滚滚的黄河洪流一般，很快就把王莽建立不久的新朝政权冲得七零八落。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与其说王莽的政权是被农民起义打垮的，不如说是被黄河泛滥淹死的！

　　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后，本想着手治理黄河，但因国家初创，百废待兴，力有不逮，加之来自黄河南北不同区域的官员对待黄河南泛的态度大相径庭，北方官员主张维持黄河南泛的状况，南方官员主张堵塞决口，让黄河北归故道。“南北异论”，“久而不决”，在喋喋不休、吵吵嚷嚷中，黄河泛滥了近60年之久。

　　王景

　　有很多人认为不能把黄河“千载无患”的功劳全都记在王景身上。谭其骧的观点是，黄河在东汉至唐末800多年没有发生大的决口改道，其根本原因在于人类对中游黄土高原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人为扰动的减少、大自然惊人的自我修复能量等，使黄河下游河道的洪水量和含沙量相应大为减少——水少沙少，黄河自然就安分了。

　　光武帝刘秀的继任者汉明帝刘庄是东汉时期一位颇有作为的皇帝。他登基不久，便开始筹划治河之事。可是，手下大臣们对治河意见分歧很大，聚讼纷纷，让汉明帝一时拿不定主意。直到永平十二年（公元6 9年）召见王景后，“景陈其利害，应对敏给，帝善之”（《后汉书·王景传》），被王景的治河方略所折服，做出了立即进行治河理汴的重大决策。

　　王景博学多才，尤擅天文、数学和水利。永平十二年夏，王景、王吴率兵卒数十万，打响了一场亘古未有、波澜壮阔的治河之役，主要实施了两大工程：一是“筑堤”，即修筑黄河大堤；二是“理渠”，即治理汴水。

　　黄河自荥阳到海口，长千余里，数十年的洪水泛滥，所经之处千疮百孔，支流散漫。王景“商度地势”后，决定将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到千乘（今山东高青东北）间的主干道（河道大致流经今河南濮阳和山东聊城、禹城、临邑等地），开辟成黄河入海的唯一通道。人喊

　　马嘶，干劲冲天，挥汗如雨。王景带领士卒“凿山阜，破绩，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仿佛一夜之间，“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的黄河大堤拔地而起，巍然屹立。

　　王景治河，毕其功于一役。但由于工程浩大，动用了数十万军队，“虽简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投入之巨，相当惊人。但大投入得到的是大产出、大回报：“王景治河，千载无患！”这种厚报或许是王景和许多人都未想到的。

　　后人论及此事时，也有人认为不能把黄河“千载无患”的功劳全都记在王景身上。如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就认为：黄河在东汉至唐末800多年没有发生大的决口改道，其根本原因在于人类对中游黄土高原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由于这一时期战乱频仍，黄河流域人口锐减，加之北方游牧民族一度占领了汉族农耕区的大片土地，马蹄声声，牧歌悠扬，千顷万顷的农田变成了牧场。随着人为扰动的减少，大自然发挥惊人的自我修复能量，郁郁葱葱的森林植被有效遏制了水土流失，使黄河下游河道的洪水量和含沙量相应大为减少——水少沙少，黄河自然就安分了。

　　王景治河后，自东汉至唐末的800年时间里，中国跨越了三国、魏晋南北朝的大动乱，经历了隋唐天下一统和盛唐的空前繁荣。这一时期，有关黄河决口泛滥的记载少之又少，历史上称之为八百年黄河安流期。

　　唐末五代以来，黄河又进入了躁动不安、左冲右突的行河期，河患频仍，灾害日甚。北宋时，黄河平均不到两年半的时间就有一次大的决口。北宋中后期，黄河更是游走不定，决口泛滥成为家常便饭。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以后，黄河大举南泛，鸠占鹊巢，淮河中下游河道成了黄河恣意逍遥的地方。

　　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元史·食货志》），京杭运河成了转输江南粮食财富的命脉。这样，南北流的大运河与东西流的黄河、淮河在淮安形成了大汇合、大交融的复杂局面，黄河的治理难度再次升级。

　贾鲁

　　元代的贾鲁采取疏、浚、塞并举和先易后难的方针，将整个工程分为三段：首先是整治旧河道，开出了分洪泄流的减水河；其次是堵塞黄河故道各处决口、豁口，并修筑北岸堤防；第三是堵塞白茅决口，挽河归复故道。

　　元至正四年（1344年）五六月间，黄河堤防险情不断，白茅堤（今河南兰考县北至山东曹县旧黄河堤）和金堤（今河南范县至山东东阿县南境）相继溃决，沿河诸州县（今豫东、鲁西南、皖北、苏北一带）“千里蒙害”。黄水还北犯安山（今山东东平西南），冲入会通河（今山东境内的一段运河），大有切断京师“粮道”和冲垮山东盐场之势。面对黄河的惊涛骇浪，又有一位治水英雄——贾鲁，挺身而出，用大智大勇铸就新的治河辉煌。

　　至正八年（134 8年），元政府在济宁郓城设立行都水监衙门，贾鲁任行都水监使。贾鲁上任后，“循行河道，考察地形，往复数千里，备得要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两个治河方案并绘制出精细的治水图册，上报朝廷。方案一是“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即修筑兰阳（今属兰考）、徐州间的黄河北岸大堤，防止黄河向北泛滥。方案二是“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使复故道”，即疏通南侧的黄河故道（指从兰考经民权、商丘、砀山北、萧县北至徐州的水道），堵塞北流之路，并将黄河引入南边的故道。前者虽然“用工省”，但只是保住眼前漕运和盐场的权宜之计；后者虽然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却是治本之法。不过，朝廷内部对治河没有信心，他的建议被束之高阁。

　　至正九年（1349年），脱脱复任丞相，这位以“更化”名留青史的元末著名政治家，不但“仪状雄伟”，而且“器宏识远”。虽然这时的大元王朝已从各方面露出了败相，但雄心万丈的脱脱仍想凭借一己之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其中解除黄河水患是当务之急。他重掌中枢不久，便召集了一次治河讨论会。

　　会上，贾鲁以都漕运使的身份再次重申了自己的治河主张，并掷地有声地表示：“必疏南河，塞北河，修复故道。役不大兴，害不能已！”脱脱不顾工部尚书成遵、大司农秃鲁等人的强烈反对，坚定地支持贾鲁，并采纳了他提出的“疏南河，塞北河，使复故道”的治本之策。至正十一年（1351年）四月，在脱脱的力荐下，朝廷任命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征发民工15万、兵卒2万，向黄河泛滥发起了全面进攻。

　　贾鲁采取疏、浚、塞并举和先易后难的方针，将整个工程分为三段：首先是整治旧河道，开出了分洪泄流的减水河；其次是堵塞黄河故道各处决口、豁口，并修筑北岸堤防；第三是堵塞白茅决口（白茅与黄陵冈相邻，又称黄陵冈口），挽河归复故道。

　　这次治河最为关键的战役当属堵塞白茅决口。为了毕其功于一役，贾鲁殚精竭虑，下足了功夫。首先，修筑刺水大堤三道，“总长二十六里二百步”，用以挑流减弱决口流势。接着，又筑起了截河大堤，其中黄陵口北岸“长十里四十一步”，黄陵口南岸“长九里百六十步”。这些工程完成后，故道开始行水，但因刺水堤和截河堤长度都不够，故进入故道的河水有限，尚未堵塞的口门“南北广四百余步，中流深三丈余”，加之又逢秋汛，其势更壮，决河之水仍“多故河十之八”。

　　如果堵口再延迟下去，河水难入故道，将前功尽弃。在此紧要关头，贾鲁当机立断，决定采用“石船堤障水”之法——即将装满石子的27艘大石船先后凿沉，形成一道石船大堤，终于力锁白茅决口，使决河断水，故道复通。贾鲁治河，从四月开工，到九月水入故道并能通航，前后只用了5个月的时间，可谓速战速决，成效惊人，尤其是他所采用的沉船截流之法，堪称伟大创举。

　　历史有时候充满了波诡云谲。就在贾鲁指挥治河战役时，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和弟子刘福通等人也拉开了红巾军起义的序幕。起义前，他们大张旗鼓地造势：一面宣扬弥勒下生、明王出世，以争取民心；一面在黄河南北广布童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并暗中派人凿刻一个独眼石人，埋在黄陵冈附近的河道中。贾鲁率众在黄陵冈筑堤时，果然将背后刻有“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字样的独眼石人挖出。童谣应验，民工们惊诧不已，大河南北，人心浮动。刘福通的红巾军率先起事，浙东方国珍、泰州张士诚等纷纷响应，起义的浪涛到处涌动。

　　后来，有人把元朝的灭亡算在了贾鲁治河头上，这其实是个极大误解。明眼人一看便知，元末农民大起义是元朝残暴统治导致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而非治理黄河造成的；而治理黄河恰恰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当然，大规模治河征用了大量民工，加之艰苦的

　　劳役和大量粮食物资的摊派，招致了民众的怨愤，从而成了元末农民起义的导火索。但不管怎么说，让贾鲁背“治河导致农民起义”这个黑锅，比窦娥还冤枉！正如一首诗中所说：“贾鲁修黄河，恩多怨亦多。百年千载后，恩在怨消磨。”

　　潘季驯

　　潘季驯敏锐地洞察到黄河下游泛滥无常的根本原因是泥沙淤塞了河道，抬高了河床，使河道失去了容水能力，这才是黄河决溢、淮河入海无路、运河不畅的祸根。为此，他提出让黄河复归故道，加固堤防使“水归一槽”，借水之力冲刷河之沙。同时，他创建了由遥堤、缕堤、格堤、月堤和减水坝组成的堤防工程体系，成为治理黄河浓墨重彩的篇章。

　　明代，徐州至淮安段的黄河，长达五百里，既是黄河通道，又是漕粮北运的孔道（即“借黄行运”）。一旦黄河决溢或淤塞，漕运就将中断，京师就会断粮——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明王朝一直把“漕运第一”作为治河的基本前提，采取“北岸筑堤，南岸分流”的防御策略。

　　嘉靖末年，黄河在今江苏沛县决口，苏北平原黄水汤汤。更为骇人的是，穿过沛县的京杭运河被泥沙淤塞，长达二百余里。险情迭出，灾难不断，朝野震动，人人惊悚，嘉靖皇帝连撤六位河督都无济于事，人们对黄河畏之如虎。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危难之际，有人向嘉靖皇帝推荐了智识过人、明达干练的潘季驯，此时他官拜大理寺左少卿。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十一月，朝廷下旨：擢潘季驯为督理河道右佥都御史，佐工部尚书朱衡治理河道。于是，又一位像王景、贾鲁一样“千年一出”的矫健身躯驰骋在治河的舞台上。潘季驯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至万历二十年（1592年），先后4次受命主持治理黄河，历时10年。穿过樊篱重重、荆棘遍野的治河之路，潘季驯从一个对黄河和河工技术懵懵懂懂的人，成为一代杰出的治河专家，被清乾隆皇帝誉为“明代河工第一人”。

　　潘季驯敏锐地洞察到：黄河下游泛滥无常的根本原因在于“水漫沙壅”——泥沙淤塞了河道，抬高了河床，使河道失去了容水能力；泥沙才是黄河决溢、淮河入海无路、运河不畅的祸根。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后，潘季驯力排众议，否定了“分流杀势”的传统治河之法，提出了“筑遥堤以防其溃决，筑缕堤以束其流”、“以堤束水，束水攻沙，挽流归槽”、“固定河槽，蓄清刷浑，淤滩固堤”的全新治河思路。简言之，就是让黄河复归故道，加固堤防使“水归一槽”，借水之力冲刷河之沙。

　　潘季驯创建了由遥堤、缕堤、格堤、月堤和减水坝组成的堤防工程体系，成为治理黄河浓墨重彩的篇章。遥堤，即筑于缕堤之外，距主河槽较远的大堤，用于防御特大洪水（因两堤遥遥相对，故名）；缕堤，即筑于主河槽两侧的小堤，用于防御中小洪水和束水攻沙（因连绵不断，形如丝缕，故名）；格堤（也叫隔堤、横堤），即筑于遥堤与缕堤之间的横向堤埝，用于阻遏洪水冲刷遥堤根基并使泥沙在滩区落淤（因呈网格之状，故名）；月堤，即在险要或单薄的遥堤或缕堤外另筑一道堤防，两头仍弯接大堤，以对大堤起到双重加固的作用（因堤形弯曲似新月，故名）。

　　潘季驯对筑堤质量要求很高，强调筑堤要用“真土”，不能混杂浮沙，且务必达到规定的高度和厚度，不惜工本。在堤防修守方面，他提出了昼防、夜防、风防、雨防的“四防”与官守、民守的“二守”规则，进一步完善了修防制度。

　　在潘季驯的主持下，加固了洪泽湖东岸的高家堰（利用高家堰拦蓄淮水，“以淮敌黄”，以河治河—— 一是借淮水之“势”来冲黄河之沙，水合则势猛；二是借淮水之“清”以释黄河之浑，水清则沙刷），全面整修完善了黄河郑州以下的两岸堤防。于是，河出清口，直抵云梯关入黄海，一举扭转了嘉隆时下游河道或塞或徙、分道乱流的局面，使“黄泗合一”，“两河（黄河与淮河）归正”，“黄淮顺轨，漕运畅通，清口无塞，海口大辟”，“流连数年，河道无大患”——形成的黄河下游“明清故道”，稳定近三百年。

　　 康熙

　　对黄河的治理，康熙一直持积极有为的态度，苦苦寻找着“一劳永逸，全面修治”的办法。在平定“三藩”激战正酣之际，他任命安徽巡抚靳辅为河道总督，主持治理黄、淮、运，以扭转水患肆虐的危局。靳辅十分倚重水利专家陈潢，他们一方面心仪潘季驯“束水攻沙”的主张，一方面也深知治水只堵不疏的危害。

　　满人入主中原不久，大清王朝迎来了一代英主爱新觉罗·玄烨——康熙皇帝。这位8岁继位的少年天子，从14岁起就“反复详考”历代治河得失，深感水利不兴，国运难昌。他曾意味深长地说：“听政以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件大事，夙夜廑（勤）念，曾悬之宫柱上。”

　　康熙把河务、漕运与平叛三藩并列，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头等大事，足见水利在他心中的分量（简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尤其是对“河务”，康熙倾注了毕生心血。

　　明末清初，由于战乱，黄河堤防破败，淤塞严重，致使“黄水四溢，不复归海”。顺治年间，发生大的决口有15次之多；康熙元年至十六年（1662—1677年），大的决口达67次之多。不但黄泛区“田禾淹尽，民多流徙”，而且殃及漕运，多次切断了维系清廷命脉的京杭运河。

　　黄河不治，国无宁日。

　　对黄河的治理，康熙一直持积极有为的态度，苦苦寻找着“一劳永逸，全面修治”的办法。为了摸透黄河的脾气秉性，九五之尊、日理万机的康熙曾多次亲临黄河进行勘察——他冒着危险乘船到黄河中下游的孟津、徐州、宿迁、邳州、桃源和清口等地查看河情，到中上游的山西、陕西、内蒙古、宁夏等地阅视河工；他自横城堡（今宁夏银川市东南）起顺流而下，扬帆黄河中游，历时22天，航程数千里，“所至之处，无不详视”；他派人到黄河源头探源，直至星宿海，并绘成黄河河源图……

　　康熙十六年（1677年）二月，平定“三藩”激战正酣之际，康熙帝任命安徽巡抚靳辅为河道总督，主持治理黄、淮、运，以扭转水患肆虐的危局。靳辅出任总河后，十分倚重水利专家陈潢，“倾心相委，尽用其策”。陈潢为报靳公知遇之恩，殚精竭虑，尽其所能。上任伊始，二人便从黄河河口溯流而上，“跋涉险阻，上下数百里，一一审度”，经过两个多月的查勘调研和“博采舆论”，不但对河情“了然若指掌”，而且形成了一套明确的治河主张。

　　谋而后定。但靳、陈二人却不能“定”，因为治黄事关重大，还要上报最高决策者康熙皇帝拍板定夺。于是，靳辅一日之内向朝廷连上“八疏”（其中，四疏论治黄治淮，一疏论治运，三疏论治河管理），提出了“治河之道，必当审其全局，将河道运道为一体，彻首尾而合治之”的治河方略，提出了黄、淮、运并治的全面规划，提出了周详的实施方案（包括“筑堤防、疏下流、塞决口”等）及管理措施等。

　　面对着接踵而至的奏折，康熙皇帝惊喜交加，连日来，他把其他政务推开不顾，与朝臣们认真讨论了靳辅的“八疏”，得出了“可行”的结论。虽然眼下正与“三藩”激战，国库羞涩，民力疲惫，兴办河工大役困难不少，但康熙还是下旨批准了靳辅的治河方案，只是要求：应区别主次，择其要者先行开工。靳、陈治河，心仪潘季驯，尤其服膺他的“束水攻沙”主张，称其符合“自然之理”，“故日后之论河者，必当奉之为金科也”。为了筑堤束水、以水攻沙，他们大力整修了黄河、淮河、运河的堤防，加固了洪泽湖大堤高家堰，同时创制了从云梯关（位于今江苏响水县境）到海口的束水大堤百余里。

　　靳、陈二人也深知治水只堵不疏的危害，一方面，对淮阴（清江浦）以下至海口的三百多里河道实施了大规模疏浚——采取的方法是开“川字河”，即在旧河槽左右（距河岸各三丈）各开挖一条八丈宽的引河，三河并行，当河水归入正道后，利用其由上而下左右夹攻的合力，将川字河中间的两道沙堤顺流刷去，使三水合一，挟沙入海。另一方面，鉴于“上流河身宽、下流河身窄”的状况，沿用潘季驯修减水坝的办法，在砀山至睢宁间的狭窄河道修建了多处减水坝（闸），以备分洪之需。

　　到了康熙二十四年（1687年），黄、淮、运得到全面修治，“水归故道，漕运无阻”，“冲沙有力，海口之淤积，不浚而自辟”，开创了数十年黄河下游河道无重大决口的“小康”局面。

　　 　　小浪底水利枢纽是黄河干流三门峡以下唯一能取得较大库容的控制性工程，是黄河干流上的一座集减淤、防洪、防凌、供水灌溉、发电等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水利工程，是治理开发黄河的关键性工程。殷鹤仙／摄影

　　人民

　　自1946年人民治黄以来，近70年黄河秋伏大汛干堤没有决口，两岸人民安居乐业。这除了下游河段堤防日益坚固外，也与中上游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发挥的重要作用有关，还得益于干支流修建的三门峡、小浪底等众多水库大坝挺起了坚实的胸膛，拦蓄调节洪水。

　　经过明清两代大规模的治理，黄河中下游形成了历史上最完善、最坚固的堤防体系，其中有遥堤、缕堤、格堤、月堤、子堤、戗堤、刺水堤、截河堤之分，并有闸、坝、涵等相配套，其庞大复杂的堤防体系令人叹为观止。

　　然而，历代治河者大多只盯着黄河下游做文章，忽视了对上中游沙源的治理，加之无力在黄河干支流上修建水库等控制工程，孤军奋战的黄河堤防最终难敌“泥沙之剑”。清嘉庆以来，随着黄河下游河道的迅速淤积，尾闾不畅，黄河洪水难以宣泄，清口以下河段又陷入决溢频仍的危局。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折身北上，夺大清河入海，形成今天黄河奔腾的流路。

　　现在的黄河大堤是1855年黄河铜瓦厢决口后逐渐形成的。南岸始于郑州邙山，北岸起自河南孟县，蜿蜒至山东利津海口，全长1300多公里（大堤及配套堤防总长1583公里）。一般堤顶宽9～12米，底宽几十米甚至上百米，高10～14米，形成两道巍巍的水上长城，遥遥相对，威武雄壮。

　　值得点赞的是，自1946年人民治黄以来，近70年黄河秋伏大汛干堤没有决口，两岸人民安居乐业。这除了下游河段堤防日益坚固，力锁“黄龙”外，也与中上游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发挥的减沙作用有关——沙少了，黄河的泥沙淤积少了，决口泛滥的风险随之大减；还与干支流修建了三门峡、小浪底、故县、陆浑等众多水库拦蓄调节洪水有关——每当中上游洪流汹涌时，这些水库大坝都会挺起坚实的胸膛，顽强地阻击洪水，削减洪峰，助大堤一臂之力。